越来越多的高校获准加入到综合改革的行列中。然而，眼下不少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缺少推进目标、时间表设计、验收评估要求等要素。高校自主权的下放和综合改革的进程在具体政策格局中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方面呈现“有进有退”的态势。这不禁让人思索——

■本报记者温才妃

如果将时钟拨回到一年前，这一时段恰好是教育部规定的直属高校上报本校综合改革方案的最后期限。

伴随着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教育部出台了《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将高校综合改革提升为改革之要义。

就在去年，清华和北大主动请缨，希望率先探索综合改革，由此全国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正式启动。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越来越多的高校获准加入到综合改革的行列中。随着综合改革的阵营越变越大，一些共性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一年的得与失

去年10月31日、12月1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所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分别获得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两所高校成为综合改革的排头兵。

一年过去，综合改革为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举例，清华大学成立了新雅书院，进一步深入探索通识教育。该校评分方式由百分制转向等级制等改革，抓住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在新的阶段对国内高校改革具有引领作用。

地方高等院校也在积极行动，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思考和行动起来。青岛大学、临沂大学的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方案亮点颇多；汕头大学推动住宿学院改革，建立了帮助学生学习的“学习中心”；河北大学工商学院作为一所独立学院，因地制宜完成了住宿书院组织模式的转变，成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亮点。

学位证书的制发权由教育部变为各高校，在实质上增加了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2月14日，清华大学率先公示了其新的学位证书。证书美观、大方与个性兼备，成为清华大学毕业生质量与独特性的标示。北京大学的学位证书也已经设计完毕，即将公布。这一改革始自于清华、北大在综合改革方案中对学位证书印发自主权的申请，将惠及全国高校。

卢晓东指出，当前这一自主权的重要意义很多大学尚未充分理解。例如，河北省的地方高校因为获得了学位证书的自主权，在双学位专业设置和学位颁发方面，在逻辑上已经不受制于地方教育管理部门落后政策的不当约束。“这一政策的意义如被充分理解和运用，在双学位、荣誉学士学位发展方面都会有重大突破。”

也正因如此，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让人们对学位证书“自主设计”改革的未来充满期待。

与此同时，在一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受到外在因素的冲击，高等教育政策系统构建中的逻辑局限进一步凸显出来。

一方面，受自主招生腐败案、湖南大学研究生转学事件等影响，政策上的调整将原本已步入轨道的改革放缓甚至收紧。

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的发展仍然受制于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发改委和物价部门、组织部门思想和政策的制约，辅修、双学位制度、学分收费等改革都受到影响，“综合改革”中的“综合”作用尚未发挥出来。

“可以说，在综合改革进程中，高校自主权的下放和综合改革的进程虽然以进步为主基调，但在具体政策格局中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方面呈现‘有进有退’的态势。”卢晓东说。

现“意向计划”倾向

今年年中，小张所在的安徽省某地方院校启动了综合改革。改革进行了大半年，小张说，“身边的变化很明显”。一些过于理论的课程被砍掉或压缩学时，一些实践性强的课程划拨出去给企业人士授课。然而，一些在小张等教师看来“很重要”“一直都在反映”的老问题，如进修、挂职却还是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让他们颇为苦恼。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小张所能感受到的只是身边的变化。而综合改革涉及顶层设计、战略部署，多与校领导层面有关，存在着一定的认知误差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不被重视又说明了什么呢？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表示，综合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在于，从教师的教学、科研以及学生需要出发，来设计学校的人事分配、后勤、管理等多方面制度，通过综合改革达到推进教学工作、提高教育和科研水平的目的。

然而，“眼下不少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缺少推进目标、时间表设计、验收评估要求等要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它并不是一个行动方案，而是一个意向计划，并不具有太大的实际推行意义”。别敦荣说。

这就会导致一些高校虽然也在“重视”着综合改革，但在操作上却大有问题。以机构设置为例，一些高校并没有设综合改革处、综合改革部这样具体的负责部门，改革还得由各个部门去操作，缺乏总的协调部门。一些高校尽管有综合改革办公室，但它可能挂靠在规划处、校办或人事处，仍然只是一个部门的工作。“形式上非常重视，但实际上难以落实。”

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锋亮看来，综合改革如果不能发挥综合的作用，最本质的原因在于高校教师不能达成改革共识。让每一个教师、员工甚至学生都广泛参与综合改革，献计献策，不断形成共识才是必要之举。

目标不明确

高校里难啃的“硬骨头”固然要靠综合的方式解决。但是，综合并不意味着没有重心。

很多高校综合改革的第一条是人事制度改革，将人事制度改革放在“突破口”“抓手”的位置。

李锋亮表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只有高校里的大师多了，安心教学与科研，有信心、有动力去追求卓越，人事制度改革才可谓成功，其他很多问题才能更好解决。让高校中人员流动成为一种常态，应是更多高校与地区改革的必要之举。

别敦荣则提出了另一重担忧，高校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人事制度，而眼下“目标不明确恐怕是部分高校综合改革中最突出的问题”。为了人事制度改革而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问题。他解释，高校办学水平和质量主要体现在教师的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的水平和质量上，这方面的问题往往不是提高或降低待遇就能够解决的，更不是引进几个人能够解决的。换句话说，人事制度改革难以达到解决高校根本问题的目的。

还有一些学校在制定综合改革方案时，只是把以前的改革方案汇集在一起，将以往的人事改革、教学改革、科研制度改革、后勤改革等换个名义陈列出来，然后，宣称自己的改革就是综合改革。这种拼盘式的改革缺少目标、重点、策略，不可不谓是一种伪综合改革。

之所以让人觉得无的放矢，从最初的改革设计上就可见一斑。

别敦荣告诉记者，哪怕是去问负责综合改革的领导、起草方案的工作人员，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也只会说得很抽象、模糊。因为“综合改革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并要求的，且有些改革并不是每所高校都要进行的”。

改革的模糊性还侧面地反映在当下高校编写“十三五”规划时，部分高校并不明白“十三五”规划与综合改革有什么关系。很多高校形成了两个文本，综合改革交给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有可能会获得资金、政策的支持；“十三五”规划高校自己在制定，制定完拿到上级去备案。“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两件事就是一件事，两项工作可以同时推进，分成两项工作进行有应付上级要求的嫌疑。”别敦荣说。

按规律办事

且不把“规定动作”与敷衍、搪塞等词语画等号，单从综合改革制定的初衷考虑，它其实就提供了一个让高校领导者重新思考教育本质的契机。

如何让综合改革在正常轨道上运行，不至于走偏、抓偏是高校普遍关心的事。

李锋亮提醒，高校综合改革容易掉入两个误区。其一是，遇见阻力或改革不顺利，就说改革不好、放弃改革，或是改革的步子、胆子小，徘徊不前，影响士气。其二是，丝毫不顾及历史传统与既有的基础，一味按照理想模式去推，造成人心惶惶。

采访中，力戒形式主义，力戒为综合改革而改革，是记者听到最多的声音。

卢晓东表示，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不是以学科为中心，从学生的自我发展角度出发，重新思考高校教育组织和教学，突破以前的条条框框，给人才的自我成长以更广阔的土壤和天空，应当是综合改革中“综合”二字的立意。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外在因素影响和高校自身改革认识的局限，高校对学生提出严格的学术要求仍很难实现，教师和管理机制在考试和毕业时放水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

“未来需要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创新人才成长的机理持续进行深度研究，高校在综合改革中应当按照教育规律去探索、突破。”卢晓东说。

在鼓励高校自主探索的过程中，除了审批各高校上报的综合改革方案，政府部门也不是无事可做。

别敦荣指出，如今政府部门提出了综合改革，但没有组织高校进行研究讨论。虽说不同高校之间在相互学习，但也仅停留在信息沟通层面，没有真正坐下来研究综合改革需要改什么，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综合，改革的重难点是什么，没有设计每一年度的任务等。“在这些方面，还需要有关高校作更深入系统的设计。”

《中国科学报》(2015-12-17第5版大学周刊)